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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梦醒的博客

中华是一只雄狮,曾经是睡狮,但现在已经醒来,正在成为世界的主宰。中华崛起不再是梦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在我心中,有一个梦,很大很遥远的一个梦,国家的强盛,民族的振兴,家乡的发展,我自己事业的成功,经过了曲曲折折,艰难坎坷,我的梦依然遥远,我的梦好像更加难于企及,尽管人到中年,尽管我已经伤痕累累,疲惫不堪,但是我的梦更加清晰,我一以既往,我奋力前行,为了梦想奋斗一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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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转载】作文素材:鲁迅眼中的民族劣根性  

2014-12-26 08:33:57|  分类: 鲁迅先生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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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早在日本留学期间,就思考过国民性问题。新文化运动时期,他通过《文化偏至论》、《坟·摩罗诗力说》、《坟·灯下漫笔》、《野草·墓碣文》和《呐喊·狂人日记》等杂文和小说,多角度透视了中国人的精神素质,揭示出自大性、自私性、看客性、奴性、吃人性等冷漠、狭隘、愚昧、落后的心态和行为,认为它们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进步。

自大性:鲁迅指出,中国自古是东亚文明的中心,由于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的限制,中国与其他文明交往很少,在缺乏比较的情况下,中国人往往以为惟我文明,而视异族外国为“无所创成”的“蠢蠢四夷”,只配向中国进贡朝贺,根本不配享有平等地位。即使偶尔有外族入主中原,也只是一时的武力强盛,其文明进化程度“诚足以相上下者,未之有也”,最终要被我同化,接受华夏文明。因此中国人”以自尊大昭闻天下“,养成自大的国民性,认为“化成发达,咸出于己而无取乎人”,即使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,多数人仍然固守着传统心态,盲目自大,不愿意正视自己的弱点,明明是学习西方,却偏说是“礼失而求诸野”,是学习自己的老祖宗,说什么“近世学说,无不本之古人”,一切从西方引进的思想技艺,都不过是重复祖先早已发明的东西,没有任何新意。而且他们只肯承认西方物质文明的先进,只能学习形而下的东西,万不得已,也只能接受西方民主政治的外在形式,而绝不承认三纲五常等精神层面的东西有改造的必要。这种盲目自大发展到极致就是彻底自卑的阿Q精神,即对现实中的自我完全失去自信,只好借助缅怀祖先的辉煌业绩和在梦幻中战胜敌人,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。鲁迅认为,这种虚骄自大既不能使民族复兴,也不能使国家富强,其结果“非自杀以从古人,将终其身更无可希冀经营”。

自私性:鲁迅指出,在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奴化与压抑下,形成了只顾一己一家私利,不顾国家民族命运的自私性。他认为,在这种情况下,即使引进先进的机器设备和武器装备,建立起西方式的民主政体,也难以实现真正的近代化,因为“人智未启,性灵未开”,人的素质并未改变:从军做工者,或图温饱,或图升官发财;经营近代工商业者,或“假力图富强之名,博志士之誉”,或企图借此大发横财;主张立宪国会者,则往往以此作为争权夺利的工具,借助专制思想未得到改造的“大群”来压制具有新思想的少数人,“见异己者兴,必借众以陵寡,托言众治,压制乃尤烈于暴君”。等而下之者,更是假“众治”之名,讨好“奔走干进之徒,至愚屯之富人,善垄断之市侩”,以遂一己的私欲,他们只是“干禄之色灼然外现”的营营苟苟的小人,难以图民族振兴的大政。

看客性:鲁迅早年怀着医学救国的理想赴日本留学,在一次看幻灯片时,画片上日军在中国砍杀替俄国做侦探的中国人,围观的中国人体格强壮,神情呆滞,对同胞的惨死无动于衷,鲁迅将这种人称为“看客”,认为在看客态度浸润下的国民,对国家进步民族独立毫不关心,只是一群失去灵魂、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。鲁迅在许多小说和杂文中,都一再描述抨击这种看客态度,如《阿Q正传》中以看杀人为娱乐,为阿Q被游街示众而喝彩的“眼光如狼”的观众,《药》中以革命者的牺牲为治病药饵的华老栓,《祝福》中一再自责而不向黑暗势力进行抗争的祥林嫂,等等。鲁迅指出,看客们希望以消极的态度换取安身立命的资本,他们不敢冒犯欺凌百姓的权贵,不敢与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进行斗争,对国家命运漠不关心,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则孜孜不已,逐渐变得卑鄙、怯懦、吝啬、胆小,在外敌入侵时只求活命,不惜卑躬屈膝,成为“不争之民”和“畏死之民”。鲁迅指出,阿Q精神的另一层含义就是看客性,由于主体被压抑,欲望得不到满足,阿Q们只好借助幻觉,将世界看作大舞台,将自己视为观众,一切都是逢场作戏,无所谓真假是非善恶,你在现实中打了我,我在幻觉中又是你爷爷,自欺欺人,消极避世,不怨不怒不争,游戏人生,企图逃避斗争,苟活于世,但却受到更深重的压迫。

奴性:在留学日本时,鲁迅就考虑过中国的国民性,他常常谈着三个相连的问题,“(一)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?(二)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?(三)它的病根何在?对于(一),因为古今中外哲人所孜孜追求的,其说浩瀚,我们尽善而从,并不多说。对于(二)的探索,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中最缺乏的东西是诚与爱,……至于(三)的症结,当然要在历史上去探究,因缘虽多,而两次奴于异族,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。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与爱呢?”鲁迅将奴性列为国民劣根性中最重要的环节,并进一步指出其特征:一方面逆来顺受,自甘于卑贱屈辱贫寒而不自知;另一方面,一朝得势,便以贵凌贱,以强凌弱,以富凌贫,加倍压迫自己的同胞。所以鲁迅指出,一部中国史只有两个时代,“一,想作奴隶而不得的时代;二,暂时作稳了奴隶的时代”,中国也只有两种人:主子和奴才。因而中国人对异族外国也只有“禽兽”或“圣上”的称呼,而没有平等的概念。以奴性自处的人,得志时是主子,骄横拔扈,肆意吃人,表现出兽性的残忍;失意时是奴才,为虎作伥,摇尾乞怜,惟主子之命是从,以积极的态度分取吃人的余羹,表现出奴性的卑微和无耻。

吃人性:根据以上分析,鲁迅认为,中国的国民劣根性集中到一点,就是所谓“吃人”,他说:“我翻开历史一看,这历史没有年代,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‘仁义道德’几个字。我横竖睡不着,仔细看了半夜,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,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‘吃人’!”所谓吃人,在他看来,既是指中国古代野蛮残酷的风俗,但更多地是指对独立自主人格和自由平等权利的否定或抹煞。他指出,封建统治者不但从肉体上奴役人民,而且从精神上压抑人民,千方百计扑杀人的主体性。鲁迅将精神上的吃人分为三个层次:

第一,吃人与被吃。两者关系单纯明确,一方是凶狠残暴的吃人者,一方是孤苦无告的被吃者。就像鲁迅在《狂人日记》中所描写的,社会和家族都不能容忍有个性的人,不能容忍异端思想,而是像对待他笔下的狂人一样,必欲吃之而后快,即千方百计地扑杀人的主体性和人格,体现了无视人权、压抑人性的卑劣国民性。

第二,吃人者也被吃,被吃者也吃人。一个人具有双重人格,既是被压迫被欺凌的对象,强者的奴仆,又去压迫别人,成为更弱者的主人,因而具有主子与奴才的双重人格。鲁迅说:“我们早已布置妥帖了,有贵贱,有大小,有上下。自己被人凌虐,但也可以凌虐别人。自己被人吃,但也可以吃别人。一级一级地制驭着,不能动弹,也不想动弹了。”这种相互的制约,“使人们各个分离,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,并且因为自己也有奴使别人,吃掉别人的希望,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。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,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,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,被吃,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,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,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。”吃人当然是暴政,而被吃者有朝一日上升为吃人者的希望与等待,又极大地压抑扼杀了中国人对暴政的反抗意识和反抗能力。

第三,吃人者自吃。即以自我为对象,自觉地压抑、扑灭自我意识,自觉地摧毁自己的个性,自觉地选择奴隶生涯,对一切非人压迫变得高度麻木无知,逆来顺受。鲁迅在《祝福》中塑造的祥林嫂便是其典型形象。祥林嫂自己过着被侮辱被损害的生活,结果反倒自认得了非死不足以洗清的罪状。她的死固然有环境压迫的因素,但更重要的是她对环境压迫的认同。在她身上,早已不存在人的意识,而是将外在重压转化为内在义务。这种自我奴役的人生态度,就像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的,是“抉心自食”,即剜出心来自己吃掉,主动放弃自己应该享有的人的尊严和权利,自认为奴,将外在规范变成内在欲求,将外在束缚变成心灵束缚,即使“胸腹俱破,中无心肝,而脸上却绝不显哀乐之状”。他认为,这是最残暴最可怕的吃人,是最高层次的吃人。

近代化需要人的自主人格的发扬和积极参与各项改革事业,然而看客与奴性心态往往使改革者孤掌难鸣,自大、自私、吃人的心态也使改革措施变形失真。这种人性的压抑和变态成为严重阻碍国民接受近代思想的大敌。因此鲁迅认为,只有彻底改造人的精神,树立新的价值观念,恢复人的主体地位,将“兽国”变为“人国”,中国的近代化才有可能成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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